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事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严肃指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政治依附、两面人，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拉帮结派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搞“小圈子”结成利益共同体，构筑“码头”给政治生态添污添堵，寻求政治依附大搞“门宦”“门附”，戴上假面具人前清廉人后贪腐。他们背离初心、忘却使命，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将被清风劲吹的新时代彻底抛弃。

　　从即日起，本报推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系列报道，发挥震慑、警示和教育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敬请关注。

　　“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自私贪婪、腐化堕落的党员领导干部纷纷被反腐利剑刺落马下。他们的倒掉，都与圈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痛定思痛，这样的代价不能白付。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清除圈子文化“污染源”，就要挖出其深埋于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将被传染的“病树”清理干净，精心呵护整片“森林”。

　　经营“圈子”，圈地为营

　　每个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几乎都有自己的圈子。朋友圈、战友圈、同学圈……这些圈子往往让人能够感受到人与人的温暖，也为社会传递出很多正能量。

　　但是，圈子文化却充满了“负能量”。它脱胎于腐朽的封建官场文化，带有人身依附、权钱交易等畸变基因，至今余毒未清。受圈子文化的污染，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法纪，结成“圈子”，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侵欲无厌，规求无度。当前揭露出来的官场大小“圈子”，都始终填满了鹰视狼顾般的贪婪。人称“吕梁教父”的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与煤老板勾肩搭背，形成“煤炭圈”。据报道，已知有11名煤炭富豪向其大额行贿。他贪腐6.44亿元，超过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张中生贪欲之疯狂，令人咋舌。“蝇贪”结圈，也能成“巨蠹”。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征地办少数工作人员与个别镇村干部、社会人员结成“圈子”。他们每人违规违法“多收了三五斗”，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共有16人牵涉其中，给“国家粮仓”造成重大损失。

　　官德丧失，任人唯“金”。一些人为了所谓的“升官发财”，搞亲亲疏疏，在选人用人上有着毫无遮掩的“逐利性”。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在担任伊春市委组织部长时，成为当地许多干部讨好、巴结的对象。逢年过节，他们都要想办法表示表示、意思意思，以求在今后提职的时候有个关照。他先后“心安理得”地收受了82名伊春市干部所送礼金251.5万元。个别领导干部通过金钱开路，被李涛“扶上马，又送一程”，获得了职务提升。落马后，李涛提起省委组织部，就泪流不止，痛悔难当：“我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省委组织部这个单位，给它抹黑是我最内疚的……”

　　组织严密，自筑“围城”。进入了“圈子”的成员自认为拥有了骄人的“政治资本”，他们在“圈子”内拉关系、走后门，有着一定的“组织性”。近期，湖南省衡阳市纪委就查办了一起利用同乡会资源、涉嫌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大案，一个隐蔽运作长达18年之久的同乡会浮出水面。这个“同乡会”组织严密，有章程、有分工、有固定经费，成为谋取不正当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圈子”，是典型的圈子文化毒瘤。

　　“圈子”一朝转，十年难停歇。一些人乐此不疲地做“转圈运动”，停不下来、跳不出去。他们背离“初心”、忘却“使命”、泯灭“良知”，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难逃党纪国法严惩。

　　追本溯源，找准病灶

　　圈子文化传染到政治领域，就容易变成“恶性肿瘤”，出现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癌变”，对党的肌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找准“病灶”，才能祛除“痼疾”。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者艾君说，“圈子文化并不是当前社会独有，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比如历史上的门阀、朋党等。只是在当前，这一文化顽疾又与新的社会现实相融合，带来了新问题。”

　　现实也表明，少数党员精神“钙质”不足，就会将圈子文化视作“营养品”。其中一些人将“朝中有人好做官”，“多磕头、少说话”的封建旧官场规则奉为圭臬。为了合理“配置”公权力，产生最大“利己效力”，他们围绕某些“大人物”，互通有无、沆瀣一气，形成了覆盖政界、商界，甚至社会黑恶势力的“圈子”。

　　一些“关键少数”违背组织原则，在选人用人上“一言九鼎”，促成了“圈子”的加速形成。一群人被吸附进去，见利不见害，见饵不见钩，以为只要跟对了人，就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获得提拔重用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认为：“当有人主动提拔你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搞‘圈子’，更不了解他实际上有没有贪腐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会导致不但捷径没有走成，反而带来很大的风险。”一些已曝光的官场“圈子”体积庞大，有着“一人倒下，一群人摔跤”的共同结局，其祸正肇于此。

　　一些人为寻求权力“保护”，伺机寻找领导干部的“软肋”进行“围猎”。领导干部一旦“入网”，其身边的“圈子”就会增加、膨胀。比如，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贪图物质享受，对安逸奢靡的生活心向往之。她爱打网球、爱好中医养生，身边就聚集起了“网球圈”“养生圈”。她的丈夫做红酒生意，他们家定期举办品酒会，于是又形成了“品酒圈”。这些圈子都是围绕着她的权力形成的，但吕锡文并不把这当回事，日积月累，终为“圈子”所累，身陷囹圄。

　　一段时间以来，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无形中提供了适宜“圈子”生长的阴暗环境。一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十余年的纪检监察干部发现，现实中有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宜监督；有人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接触企业老板，是不是“官商勾结”，不易界定；还有人认为“圈子”一般兼具高度警惕性和自我防范能力，监督起来难度大。当监督来“敲门”时，圈内人就会聚得更拢、团得更紧，订立攻守同盟，与党组织“掰腕子”。一根筷子易断，十根筷子难折。要彻底打掉一个“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往往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违逆潮流，行将不远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开放、透明、包容，是新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圈子文化违逆时代潮流，行将不远。

　　近两年，辽宁省大连市委把举报反映领导干部搞“小圈子”的问题纳入重要线索进行优先排查，从速从快调查。发现问题线索顺藤摸瓜，一经查实，依规严肃处理。对查处的拉帮结派典型案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形成了强力震慑。

　　在基层一线，圈子文化在反腐高压下也开始无路可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将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确定为整治重点，纠正“小圈子”问题。各单位领导干部作出相关承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专门排查纠治，邀请群众监督。2017年，该区用了5个月时间，集中查处了8起“小圈子”问题，其中立案13人、诫勉谈话6人、提醒谈话4人。

　　“君子周而不比”，一名党性过硬的领导干部就应该善于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但不结腐败“圈子”。“补钙强身”须臾不可偏废。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出发，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做什么？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把这些根本问题给全体党员干部讲清楚说明白，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何虎生说：“要立规矩，建章立制，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细化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每一环，用制度的标杆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一些人热衷于钻“圈子”，看中的正是“圈子”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选人用人方面“高超”地运用“潜规则”的能力。大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大光认为，“整治‘小圈子’，就要把匡正选人用人导向作为着力点，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针对“小圈子”明显都有的部门化、区域化特征，要“放眼各领域、各战线特别是基层一线，加大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干部交流力度，畅通干部交流使用的渠道”。干部考察的方式也要改进，他提出“在班子换届考察、年度测评和干部考核中，把是否存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作为重要内容。”给所有干部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跑马场”，让“千里马”凭真本领奔跑，无异于给“小圈子”釜底抽薪。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河北省纪检监察干部张明认为，对“小圈子”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的力度，发现搞“小圈子”“小帮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抓早抓小。对于那些仗着“圈子”胆大妄为的人，要拿出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有力措施，敢于亮剑、勇于问责，坚持行贿和受贿一起打击。同时，要建立长效机制，落实好干部家访等好经验、好做法，提醒干部树立良好家风。学会创新载体，发动群众加大对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督力度，让干部习惯在“玻璃房”里工作生活。(黄嘉卿 乾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