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这本沉甸甸的《红色家书》，我认真品读了书中31位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家信以及他们的革命故事，不禁潸然泪下，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书信之人大多二、三十岁，风华正茂、胸怀大志，本是为国奉献、为家担当的大好年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他们毫不屈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的赤子之心、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持并激励着革命烈士们视死如归、为国捐躯，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传承、永远弘扬。

　　共产党人应当坚定信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在就义前写下了这首正气凛然、气壮山河的就义诗。夏明翰出生豪绅家庭，但他从未以“夏府少爷”自居，而是爱读书，善思考，极富同情心和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进步思想和革命热情深深影响着他的弟妹们，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这几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第一线。1928年2月22日，夏明翰的五弟夏明震在郴州反革命暴乱中牺牲，年仅21岁；当月28日，他的七弟夏明霹被反革命武装逮捕，敌人割掉他的脚后跟、用铁丝穿过他的手心，他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痛骂敌人不止，牺牲时年仅18岁；同年3月，刚刚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被敌人残忍杀害，时年28岁；而同年6月，他的四妹夏明衡从容就义，年仅26岁……多么悲壮的革命故事，多么令人敬仰的革命家庭，他们放弃原本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正是因为“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他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道：“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他劝母亲：“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而他的母亲陈云凤，作为前朝进士的女儿，知书达理，思想开明，对子女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儿女相继牺牲后，她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赋诗安慰、鼓励过度悲伤的大女儿夏明玮：“雁断何须添烦忧，自有旌旗映红楼；好护瑶琴弹旧曲，莫将凤纸写离愁。”看了夏明翰的革命家庭故事，我想仅仅是敬佩，已很难表达我内心的情感。这是何等境界啊！他们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但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是值得“后来人”永远敬仰的。

　　共产党人应当永远忠诚。李大钊同志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可以说无比悲壮。他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里，还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同志始终大义凛然，至死不屈，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话，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没有在非人的折磨面前折腰，而是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争情绪。敌人还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但都未能如愿。恼羞成怒的敌人于是对李大钊同志实行绞刑，而且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刽子手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在狱中，李大钊同志留下了两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他在《狱中自述》中始终号召要团结起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直到走上绞刑台，他都在用生活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他死得壮烈，他用自己的鲜血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他是最勇敢、最忠实的共产党员、革命领袖。

　　共产党人应当追求正义。陈觉、赵云霄曾先后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求学期间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夫妻，回国后一直共同做党的秘密工作。不幸被捕后，他们又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陈觉年仅25岁，赵云霄年仅23岁，而当时他们在狱中出生的女儿仅仅1个半月，令人无比心痛。陈觉就义前写给妻子赵云霄的信中无限美好地回忆起两人在苏联学习时的点点滴滴，让我几度哽咽、伤感流泪。“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妻子赵云霄因为怀孕被延期临刑，面对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遗书中11次深情呼唤着“我的小宝贝”，让人不觉泪如雨下、悲从心来。诀别的时刻到了，赵云霄喂完最后一次奶，强忍悲痛，把女儿留给难友，被刽子手架走了……作为一名母亲，那种骨肉相连、难舍难分的钻心之痛，任何语言都是无法表达的，尽管如此，赵云霄依然在遗书中念念不忘提醒女儿：“你的父母是个共产党员。”可惜他们的女儿小启明由于经过暗无天日的监狱折磨，体弱多病，4岁便夭折了。这对革命夫妻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他们，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

　　共产党人应当崇尚真理。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刘愿庵是四川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有学问，能言善辩，不是等闲之辈，因此，刚刚被捕时，国民党采取“蜜糖灌口”的策略，安排了很多亲朋好友、达官贵人前去“劝降”。面对敌人高薪俸禄、省内厅长、院长各职任凭选任等“劝降”措施，刘愿庵很干脆地告诉劝降者：“共产党人是最服从真理的，我除了服从真理之外，决不会服从于其他。”最后，国民党反动派很无奈，便将刘愿庵交给军事法庭，因为刘愿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连当时的法官也劝说：“你是国家的人才，只要你退出你的组织，一切都好说，来日方长，前程似锦……”刘愿庵冷静地回答：“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的。这是我的人生观，也是我终身为之追求的目标。我生为此奋斗，死也为此献身。”刘愿庵侃侃而言，不卑不亢，虽然敌人软硬兼施，但刘愿庵抱定宁舍其身不弃之志的决心，让敌人无机可乘，最终被敌人杀害。他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告诉妻子：“无产阶段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他希望妻子：“把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妻子的深情、对家人的挂念，更表达了自己为了革命必死的决心，字里行间，令人无比感慨。

　　共产党人应当敢于担当。《红色家书》中最年轻的革命烈士邹子侃，牺牲时还不满21岁，他在狱中与难友们共同开展斗争，并担任了狱中特别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以及“破狱”行动总指挥，后因叛徒出卖，计划暴露，遭到传讯。面对酷刑，他坚决抵抗，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最后，年轻的生命被秘密枪杀于狱中。那时，只要他肯写一份悔过书，就能走出牢狱重获自由，然而，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天良未泯，爱国无罪……有何‘过’之可‘悔’！？‘悔过’也者，敌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男在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暇，故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生命如此年轻，但信念却无比执着，敬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共产党人应当胸怀真情。曾被郭沫若盛赞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她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女政委、女英烈，她还是一名母亲。曾经也在苏联学习的赵一曼，虽然外表消瘦病弱，但却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在被押往刑场的火车上，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神态，而是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给年仅7岁的儿子写下了两封遗书，希望儿子：“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1954年，当她的儿子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一次见到母亲的遗书时，大哭一场，悲痛不已，并化悲痛化为力量，奋发图强，以优异的成绩告慰母亲。

　　《红色家书》中每封信里都饱含对家人的真挚情感，表达了对党坚贞不渝的信仰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希望。时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的革命烈士李鸣珂在就义前还不忘秘密写信给周恩来同志作最后一次工作汇报，并“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日成功。”；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革命烈士刘谦初在就义前写给妻子的信中将党比喻为母亲，希望妻子“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表达了他对党的热爱和对革命理想的忠诚；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革命烈士刘伯坚在狱中大义凛然，写下了《带镣行》《狱中月夜》等不朽诗篇，表示了“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革命决心，在就义前写给兄嫂的信中说道“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才华横溢的革命烈士殷夫21岁就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然而他的《自由与爱情》的译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精品，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年仅25岁的革命烈士裘古怀在就义前写给党和同志们的遗书中说道：“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位革命烈士的家书和英雄故事都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是啊，革命胜利了，我们怎能忘记他们？

　　不忘历史，珍惜眼前。革命烈士们始终胸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采取各种斗争方式，激励自己，团结群众，前仆后继地为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卓越的斗争，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作为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唐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