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
找回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

　　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的一篇演讲“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在微信朋友圈曾经很火，您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在您看来，建构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哲学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朱汉民：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学者—官员”型的社会阶层，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既经营学术文化又从事社会治理，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人生哲学。孔子是士大夫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士作为社会精英，必须承担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具体体现为对“道”的承担，即“士志于道”。“道”既是士大夫维护的社会正义，又是他们追求的文化传承，“道”的追求和完成能够化解他们作为精英人物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道”在士大夫人生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道”不仅代表士大夫追求的社会正义和文化传承，也是士大夫生命的终极意义——“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士志于道”是士大夫精神及其人生哲学的根本。在此前提下，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又开拓出了率性自由、豪杰圣贤等一系列精神气象，建构了一种既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是又兼有达观生命体悟的人生哲学，使士大夫精神获得丰富性发展。

　　记者：您以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概括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圣贤气象”。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一个极生动极富号召力的概括，这四句教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原典儒家有何继承和发展？对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什么长远影响？

　　朱汉民：张载四句教的突出特点是将原典儒学中关于士大夫的社会正义责任、文化传承使命，提升为一种“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什么是“天地之心”？中国哲学将宇宙天地、人文世界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类就是通过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演化、社会历史进程而获得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宋代士大夫强调，他们承担弘道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就是在参与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故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士大夫必须承担、完成“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才有可能达到“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

　　张载的四句教对后世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希望实现孔子讲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完成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圣学传承、天下安泰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他们将士大夫在人世间追求理想的仁道，看作是引导、完成人类参与天地宇宙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目的和意义，最终形成了士大夫所特有的“参天地，赞化育”的人生哲学和“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这种人生哲学和精神气魄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敢于“舍身取义”的士君子、大丈夫，成就了一种士大夫精神的道德意志和理想人格。

　　心性工夫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是湖南人，又研究湖湘文化，我们读曾国藩日记，看到他曾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四日去拜访他的老师唐鉴，即镜海先生。日记里说，他这一次去主要是请教“检身之要”和“读书之法”。“检身之要”是不是就是理学家讲的修身“工夫”？

　　朱汉民：曾国藩请教的就是理学修身的工夫。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去拜访唐鉴，唐鉴传授的修身工夫论给曾国藩莫大的启发。第二年，曾国藩又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修身工夫论。倭仁向他提出要写日课。以后，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养性的工夫课程，共有十二条，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所能、作字、夜不出门。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开始记日课，希望“念念欲改过自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对理学的钻研是勤奋、躬行的。他立志要从事于克己之学，并且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潜心于义理之学，以求在人格修炼上有所成就。

　　记者：士大夫精神与这种修身工夫有什么关系？

　　朱汉民：根据宋代儒家学者的看法，儒家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均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感悟与体会，并将这些感悟与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可见，“四书”不过是儒家士大夫知行结合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论语》的操存、涵养、三省吾身、忠恕之道，《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都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到了宋代，理学的修身工夫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周敦颐力倡主静、立诚、无为；张载讲穷神知化、存诚、大心；邵雍讲观物、心法等；二程则主张主敬、穷理、寡欲。这些理学家们认为，士大夫必须充分调动自己全部的心、性、情、意、志、气的主体力量，即做“策励此心”的工夫。如朱熹强调：“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可以说，这些工夫论都是培养士大夫精神的步骤、方法和手段。

　　记者：我们知道，曾国藩在近代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称，说明他的道德与事功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相吻合，也就是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请您以曾国藩为例，进一步讲讲士大夫如何通过做工夫而转移精神气质。

　　朱汉民：宋明理学的工夫论已经十分系统完备，但是要真正修炼出士大夫精神则必须知行统一。曾国藩是理学的实践派，他的最大特点是遵循这一套工夫论认真扎实地去实践。曾国藩按照“慎独”的要求，在待人接物中自觉地内省改过。如他与人久谈，过后会反省而觉得不妥，即所谓“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耶？耻安在耶？”他看人作应制诗而应酬性地当面夸奖，他回头也会自责“不忠不信，何以为友”。为实现“慎独”的修养境界，他总是自觉地去其好名利之心、无恒之弊，以及克服自己的忿气、懈怠、玩忽之习，总是在不断地自责和反省中，防微杜渐，不放过任何小事，持之以恒，最终铸就了自己的道德人格。

　　曾国藩坚持认为人可以通过长期不懈地读书、诚敬等修养工夫，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工夫，包括敬、恕、诚、静、勤、润等。譬如，他反复强调“诚”是人的立志躬行之本，人的“诚”自何来？曾国藩一方面坚持认为“诚”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动之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诚”能够为人所认知与实践，实现“反身而诚”。曾国藩强调，“诚意”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他倡导“明宜先乎诚”，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因此获得了一种一致性。

　　湖湘文化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近世湖南士大夫不只是曾国藩，其他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是不是也都下过这样的苦工夫？湖湘文化精神中是不是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

　　朱汉民：是的。湖湘文化精神有一个特点，就是湖湘士大夫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湖湘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体现出“圣贤”与“豪杰”相结合的特色。他们往往在推崇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同时，还追求一种 “豪杰”的气质。这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理想人格类型，成为湖湘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追求，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社会风尚、人材培养均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来，“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身心实践、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推广；而“豪杰”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经世的能力、实干的猛劲等等，两者各有所长。但是，湖湘士大夫强调做事必须以做人为基础，主张将“圣贤”的价值理想、文化理念与“豪杰”的意志能力、经世事业相结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一大批人士，均以士大夫的道德工夫、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从事军事、政治活动，进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圣贤—豪杰”型人格。曾国藩强调：“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还主张“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郭嵩焘认为：“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苶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数代湖湘士大夫与知识群体。

　　后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士人，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毓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等，尽管他们主要是军界、政界的领袖人物，但他们均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实践者。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体现出“圣贤”的价值追求、人格修养，又有坚强的血性气质、卓越的军政才能，在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上显出独特的精神风范与人格类型。

　　青年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以杨昌济为精神导师建立起来的。杨昌济辅导他们以理学的修身工夫论。由于王夫之、曾国藩的示范作用，新民学会和许多湘籍青年一样追求“圣贤—豪杰”型人格，以天下为己任，同时注意自我修养。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进一步确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宗旨。学会对会员的道德修养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强调会员必须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士大夫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记者：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它肯定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上的。清末废科举，后来又经历了革命，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不再存在。但是，您认为士大夫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依旧存在，并且依然影响着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朱汉民：士大夫群体有一个制度的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尤其科举取士，使得寒门弟子可以成为士大夫。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原来意义的“士大夫”不能作为普遍化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但是，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思想传统还是存在。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一系列由士大夫指导、推动的近代化运动。推动西方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是新兴的市民阶级，他们追求的是其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但是，中国的近代化恰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推动的，他们的思想动机、奋斗目标似乎不是源于其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主要体现为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国救民的经世情怀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

　　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在价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面，都能够体现出士大夫精神的特点。而且他们往往是士大夫精神的实践者，如宋教仁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治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其实这就是呼唤士大夫精神力量。

　　这些人就是提出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政治理念，往往也与“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有内在的联系。中国近代的政治理念为什么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区别，应该说与士大夫作为近代化运动的主体有关系。近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都表现出对经济均平、政治平等等“大同”理想的特别向往，这种相同的思想推崇，和其推崇者身上具有的士大夫传统有关。另外，近代中国出现那么多的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的近代化思潮，其实也都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这和西方的近代化思潮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记者：您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其实是一种精英文化。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精英人物，也就是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精英人物往往会拥有很多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他们必须要有很高的精神文化的修养并且能够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故而，作为社会精英，一定会在当时的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但是，当代中国的许多精英们只关注自己人生事业的成功，而没有相应的精神文化修养与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不能在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起到正面的引领作用。比如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为优秀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反而是精神文化的摧毁者；一些经济精英更是靠不良竞争来获取成功，成为正在建设的经济秩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倡导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希望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能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获得他们特别稀缺的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

　　为什么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在今天还能够被很多精英人物重新提倡，就在于这种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精神境界，能够弥补我们现在的一种精神缺失，能够开阔很多人的胸怀。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借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找回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这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我相信，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只要能够付出艰苦的努力，通过不断的精神修炼，坚持持久的知行合一的修身工夫，就可以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真正找回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记者 毛东红）